一轮朝阳从浦东新区临港新城东边的海上升起，斑驳的阳光洒落在泥城镇翠波路299号“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司标上，把司标照得熠熠生辉。
晨7时许，49岁的清洁卫生组组长倪云芳，与往常一样和她的另外6名清洁组员工一起，穿着整齐的蓝色工作服，来到公司的办公大楼。她们要在9点钟公司员工上班前，把整座大楼打扫得窗明几亮，洁净无尘。
倪云芳是一名智障员工。她的另外6名清洁卫生组同事也是残疾人员。在翔港科技，“残疾”是一个禁忌用语，她（他）们统一的称谓叫“福利员工”。
倪云芳细心地整理着她的“三件套”：扫帚、拖把和抹布。在她受限的智力世界里，这三个物件占据着无比特殊的地位，那种感觉就像她心爱的孩子。她的另外6名同事，或者聋哑，或者身残，但摆弄这三件劳动工具时同样认真仔细。她（他）们把在先天世界里的缺失，全部弥补到力所能及的劳动中来。
大楼里静悄悄的。只有扫帚、拖把和抹布与地面、桌面摩擦时，发出的轻微响声。倪云芳进公司近12年，日复一日做着这同一件事，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对她而言已经熟极而流。但她的神情依然极其专注，心无旁骛地清扫着每一寸地板，擦拭着每一寸桌面。此时此刻，占据她全部智力世界的，只有两个字：干净。她是组长，她还要照顾另外6名同事。她用自己的规定要求她的组员。除了办公大楼，清洁卫生组还要负责打扫全公司生产车间的生活区域。
上午9点，公司员工准时走进洁净的办公大楼和生产车间，开始一天繁忙的工作。他们已习惯了这样洁净的环境。但是一位退休的上海证券界资深领导慕名到公司探访，亲眼目睹了会议室的玻璃和桌椅一尘不染，感叹不已。办公区域的卫生间给了她更大的惊喜：“里面没有一丝异味，大理石桌面上看不见一点水渍，地面上的瓷砖洁净如新，比五星级宾馆还要干净。”更让她惊奇的是，当她一走出卫生间，倪云芳立即手拿抹布，进去清洗了一番。原来这是清洁卫生组操作规程的规定。
也有不执行“规程”的时候。按规定办公区域的玻璃每周擦拭一次，但倪云芳却有自己的标准：她常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去触摸玻璃，白手套上看见灰，她就会去加擦一次。在普通人的眼里，智障就是“缺心眼”，但倪云芳对待自己平凡的工作，却比普通人还多了个心眼。
“我是2011年10月18日这天进厂的。”这个日子倪云芳记得特别清楚，一问就脱口而出。虽然清洁卫生这件事并不复杂，但包括倪云芳在内，公司还是对她（他）们这7名员工做了专门的培训。她（他）们就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任劳任怨，非常满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倪云芳手腕上戴着手镯，手指上还戴着戒指，看不出一丝福利员工的样子。只有在问起对公司和工作的看法时，她显得有些迟钝，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我们很开心！”
在的标签印刷车间里，一台价值86万欧元的瑞士捷拉斯印刷机前的工作台上，贴着很多纸条。这些纸条上写着：“质量是印刷的尊严”“看工单对样板勤检查”“顔色标准”“公司质量、包装安全、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等等，台上还有一台工作电脑。这是这台印刷机的机长姚建的工作台。
每天一上班，姚建站到工作台前，首先看一眼这些纸条，而后就打开电脑。电脑里有印刷车间给他的派工单——他这台印刷机一天要完成的工作。他安静地做好各种准备，再仔细检查一遍，然后开机。机器在他的操控下发出轰鸣，而他的世界依然安静。他是一名聋哑人。
身高1.76米的姚建面目清秀。从他记事的时候起，他就没有听见过声音，也没说过一句话，但他却志存高远。他似乎就是为印刷而来到这样一个世界的，进公司后先后学开装订机、折页机、配页机这些简单的机械，后来迷上了精密程度更高的印刷机。他听不到机器的声响，也不能用语言和别人交流，但他有一双聪慧的眼睛和一双机敏的手：他能够目测分辨出印刷所用的各种不同的顔色，能够用手指感受机械的震动判断机器运行是不是正常。他用数倍于常人的努力在车间里拜师学艺，三年后，师傅说姚建的技术已不在他之下。于是，2018年，姚建被正式任命为捷拉斯印刷机的机长，成为公司第一位由福利员工担任的机长。
他没有辜负自己，也没有辜负所有人对他的期望。这些年来，姚建每天出色地完成着车间派给他的印刷工单，从没出过一次差错。他更不可思议的是空闲时间去学习隔壁那台价值64万欧元的基杜印刷机的操控技术，在熟练掌握之后，每当需要，他还会去顶一会儿班。他的现实世界是寂静的。在这一片寂静之中，他演出着籍籍有声的鲜活人生。
2020年初，因为疫情影响，公司很多外地员工不能如期返岗，而市场急需的消毒液的标签印刷刻不容缓。姚建挺身而出，每天自愿加班加点到晚上10点，和坚守岗位的其他同事一起，硬是保证了所有消毒液标签印刷如期完成。他因此被评为了公司的先进员工。
姚建不能用言语述说自己在公司工作的感受。他标志性的情感表达是一直挂在脸上的满脸笑容和习惯性地竖大拇指。这是他显示自己内心满足的窗口。
邵泳和邵秀菊是一对亲兄弟，邵泳是哥哥，秀菊是弟弟。兄弟俩天生弱视，两只眼睛都只能辨别亮暗，残疾等级达到4级。他们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生活的来源主要靠妈妈的一双手，成年后又各娶了一个同样身患残疾的妻子，生活的境况可想而知。
弟弟秀菊生性倔强。为了让这个家里的人吃上一口饱饭，他做过糖山楂，卖过冰棍，25岁那年更借钱买了一只爆米花机，当起了走村串乡的“爆米花人”。哥哥邵泳不放心弟弟，天天陪着弟弟一起外出；渐渐老去的妈妈，也时常帮着兄弟俩推推装着爆米花机的车子。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还是难改家庭的贫困。秀菊也曾想寻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一家小化工厂聘用了他，谁知工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在一次工伤中失去两根手指的秀菊只好重又卖起了爆米花。
幸运的是，邵家兄弟的遭遇传到了董事长董建军的耳里。他找来公司工会主席瞿伟红，指名要她从有限的招工名额中挤出一个，招收邵氏兄弟。哥哥把名额让给了弟弟。2009年10月26日，近40岁的邵秀菊走进了翔港科技的福利车间，他的工作是手工折叠那些不能用机器生产的食品、化妆品特殊规格的包装纸盒。秀菊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其中，缺了两个指头的手竟比其他福利员工同事还要灵活。由于工作出色，秀菊很快被提拔为手工包装车间福利员工组组长。那个一家4残疾的不幸家庭里终于出了一个“干部”，全家人喜极而泣。
幸运之神继续眷顾这个家庭。“2013年2月23日，在董总亲自关照下，我也进厂了，就在弟弟的那个车间。”哥哥邵泳说起进厂的经历眉飞色舞。“我可是我们车间的后勤部长！我是领料员，每天用液压车和电动车把折叠产品的原料从仓库运到车间，车间可少不得我。我还是我弟弟的‘组长助理’哩！”哥哥比弟弟健谈，“我进厂不久，我的妻子和秀菊的媳妇也先后被招进厂里，她们都在清洁卫生组。我们一家四口都有残疾，却能在同一个厂里工作，这恐怕找不到第二家吧！”一家4员工，收入自然也翻了几倍，头发已经花白的妈妈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说：“我们家能过上这样的日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被幸运之神眷顾的不只是邵氏兄弟。最高峰时，翔港科技700多名职工中有200多名福利员工，他们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成长。2012年11月进厂的王萍是一名聋哑福利员工，公司依据她的特点与爱好进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培训，重点培训全自动电脑伺服割样机的操作要求，同时也加强CAD电脑绘图与材料使用两项技能的培训。现在的王萍不仅熟练掌握了割样机的操作要领，胜任了工作岗位的要求，而且对CAD绘图技能的轻车熟路，也让她增加了可供选择的其他工作岗位。
翔港科技创办于2006年，是一家浦东土生土长的印刷包装企业。2017年10月26日，翔港科技在上海交易所主板上市，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在商业包装市场上，运用联印平版胶印冷烫工艺生产，并与联合利华、雅诗兰黛等世界500强企业一同开拓国内冷烫工艺商品市场，将这一国际最前沿的烫金技术运用到实际商业运营之中的公司。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董建军，同样是一名浦东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农民的家庭，亲眼目睹残疾乡亲的疾苦。他在创办翔港科技之初，就立下两个心愿：做中国最好的印刷包装企业和帮助残疾乡亲过上好日子。“公司创建时，我们就立下了‘助残就业、回馈社会’的厂规。”董建军说，“这些年来，我们从始至终不忘初心，积极招收企业周边的残疾人员，给他们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能与健康的人一样自食其力，在减轻家庭负担的同时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翔港科技在持续培训福利员工劳动技能的同时，尽可能给予他们多方面的照顾：和健康员工同工同酬但每月额外领取200至300元福利补贴；国家规定的社保和公积金个人自负部分，福利员工全部由企业承担；配置各种资源，成立专门的残疾员工工作平台——福利车间；残疾员工每天上下班，都由专车接送等等。所有这些，都出自董建军的决策。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残疾员工关爱小组，董建军自己担任组长。公司在沪市主板上市那天，他特别选了5名福利员工去大厦参加敲锣开市仪式。
如果把福利员工在翔港科技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成长的故事比喻成是一首旋律优美的合唱，董建军就是这首乐曲的“作曲家”。公司工会主席、监事长瞿伟红，则是这首合唱的“乐队指挥”。所有福利员工的招收、安排、培训、照顾，都是在瞿伟红手里完成的。
瞿伟红原来是一位幼儿园老师。董建军在决定要招收残疾员工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个特殊群体由于身体缺陷有时就像“没长大的孩子”，要有一位热心、细腻、负责任的“总管”。于是他从幼儿园请来了瞿伟红。瞿伟红没有辜负他的期待，用她的“职业素养”精心照顾着每一个福利员工。有这样一个细节：倪云芳和袁滔是她从崇明招过来的，平时住在公司宿舍，每个周末她都安排专车接送，让他们回崇明与家人团聚，从未间断。瞿伟红是福利员工的工会主席、监事长，但他们更愿意叫她“瞿妈妈”。“不管是工作上的事、生活上的事，有事我们都找‘瞿妈妈’。”福利员工组长邵秀菊说。他说这句话时，弱视的目光中瞬间洒满光芒。机长姚建和同在公司工作的福利员工爱人一有争执，就会来找瞿伟红，每次都笑容满面地离开。
